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专家说，根据监测，今年4月，南京PM2.5浓度继续下降，市民经常可以看到蓝天白云。

记者从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获悉，4日凌晨，外来沙尘主体从北京西北方向入境，凌晨4点北京全市PM10已达严重污染水平，全市绝大部分点位均超过1000微克/立方米。受沙尘影响，北京空气质量已达严重污染级别。

根据监测，本次影响华北地区的沙尘天气起源于蒙古国中南部与内蒙古中西部，3日晚间21点至22点，沙尘逐渐加强并东移，4日凌晨2点至6点，沙尘已经影响华北大范围地区。上午8时，北京全市平均空气质量指数已经达到500，为严重度污染水平。根据北京环保监测中心的实时监测，4日8时，北京城六区的PM10浓度已达到1582微克/立方米，西北部、东南部和西南部的PM10均已超过2000微克/立方米。这也是今年北京首个沙尘预警。今晨，北京上空再度被浮尘笼罩，大气能见度不断降低。

在今年4月17日，北京已经遭遇过一次明显的沙尘污染过程【发布沙尘蓝色预警信号】北京市气象台2017年05月04日05时30分发布沙尘蓝色预警信号，受上游沙尘暴和扬沙天气影响，预计4日早晨到白天，本市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能见度明显下降，请注意防范。杨朝飞还指出，除了人员不足、专业知识缺乏的问题，环保执法人员一直没有全国性的统一执法服装，这是一个多年没有解决的老问题，使得执法的强制力和威慑力降低，不利于执法。

地方干预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诉讼部部长刘湘认为，在近几年中央高压的环保态势和环保部督查组亲自带队检查的背景下，依然发生了济南事件，可以反映出一个问题：有些地方政府对环保仍旧不够重视，或者是表面上重视，背地里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举例称，比如按照规定，农村垃圾归省住建厅来管，而农村的整体环境建设和宣传归口到省委农办，农田的污染则归省农业厅，职责很明确。此外，还有很多工业企业特别是规模以下企业以及非法企业藏匿在山区或偏远农村，前往监测以及执法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很高。一方面是由于大多数基层环保执法人员不是环保专业出身，很多为复转军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邢捷坦言，环境执法难是近年来开展环保工作、查处环境污染事件中反映出的普遍难题，主要表现在环保部门的执法力量相对较弱，环境执法缺乏应有的权威性。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诉讼部部长刘湘指出，环保执法落实难，是因为环保部门没有直接的强制执行权，只能借助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针对此前发生的济南事件，新华社评论称：如果让企业对执法人员进行阻挠甚至扣留，可能会给不法分子提供更改环保数据、销毁相关证据的时间，从而让环保督查组的现场检查大打折扣。一些已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企业，法院执行时采取的不是全部停业处理，而是对其有污染的某个车间或厨房进行处置，执法力度较低，难以从源头上解决违法经营、偷排超排问题等。力量薄弱2015年9月9日下午15时许，济南市大气污染防治督查组的工作人员刚刚结束了对一处渣土场扬尘污染问题的检查。这也是一线环保执法人员最大的担忧。

对于近期发生的多起阻碍环保执法事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认为，环境违法违规事件大规模反弹，表面原因是，在前不久结束的取暖季节和两会期间，很多企业因为执行地方的错峰生产计划被限产或停产，影响了生产计划，导致目前反弹式的生产扩大和排放总量增加。而就在之前的一个多月，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环境犯罪侦查大队和顺德区公安局经侦大队环保中队同时揭牌成立，正式宣告广东省有了自己的专职环保警察。王灿发以实施按日计罚的重庆市为例，据统计，企业违法行为改正率从过去的4.8%增长到实施按日计罚后的84%。但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没能做好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平衡，在转型期建立节能环保的高附加值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方面仍存在局限和不足。

尤其是市、县环境执法到位难度相当大，即便对违法企业处罚，也存在虚多实少，导致一些小企业的违法行为痼疾难除。环保部原总工程师杨朝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区县一级，有环保执法业务能力的人是有限的。

但他也表示，新《环保法》生效以来，按日计罚等规定，使违法成本有所增加。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等紧急情况时，要迅速启动联合调查程序，防止证据灭失。

因此，他建议，应该将控制污染的端口前移，需要加强产业、工信、发改、农业等负有环保职责的各部门之间的联动协调。然而，环保部原总工程师、中国工业环保促进会会长杨朝飞认为，不可否认，新《环保法》实施以来，环保执法得到了加强，但仍然存在执法不到位的情况。有时，法院还会因证据不足或种种原因而拒绝强制执行或无法强制执行。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的李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北京市公安部门和环保部门配合密切，已经建立了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下设环保公安联合执法行动办公室，有公安部门人员常驻其中。而4月16日当天，除了济南执法受阻以外，第十九督查组在山东省聊城市也有类似的遭遇。多位受访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目前，一般的大型企业不敢明目张胆地阻碍执法，现实中遭遇的妨碍环保执法的涉事企业，大多为小型的散乱污企业，如家庭式作坊或乡镇企业，他们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观念都严重滞后。

就在两天前的4月14日，环保部第十二督查组在对山西省阳泉市盂县南娄镇坡头村东西垴工区进行现场检查时，企业拒绝接受检查。4月5日，环保部宣布从全国抽调5600名环境执法人员，对京津冀及周边传输通道2+26城市，开展为期一年的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

与此对应的是，全国环境监管执法能力依然相对薄弱，难以承担繁重的执法任务。有些企业已经建成，只能走另一个法律程序，法院也不能强制执行。

17日，第十五督查组在对山东省济南市洁龙清洗助剂有限公司开展督查时被阻挠检查。杨朝飞指出，目前，环保部门的执法强制力依然有限。

立案时间2005年3月22日，行政处罚告知书时间为2005年4月5日，行政处罚决定的时间为2005年5月12日，2005年8月22日按程序申请法院强制关闭。茌平县鑫隆钢材有限公司被发现直排大量生产废水，厂内人员拒不开门接受检查。他表示，正在开展的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改革中，一个重要思路就是明确地方政府各部门的环保职责，建立各部门保护环境的协调协作机制。拒绝接受检查，称执法人员证件有问题，不提供环保资料，大门紧锁，将执法人员扣留超1小时。

因此，环保部门的执法人员没有现场进行强制执行的权力，需要走程序，程序没完成，不能现场停下来。据环保部最新通报，截至4月20日，各督查组已完成对28个城市的第一轮督查工作。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检察院庞云云曾撰文指出，有的企业在法院强制执行之前即被转让，导致无法强制执行。谈到环保执法受阻的种种情况，一位不愿具名的省级环保执法人员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基层环境执法中，环境保护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环保部门一家的事情，因此这种环保单打独斗的问题一直没能得到解决。解决一件有污染的投诉件，只能通过司法程序予以立案，从现场取证到行政处罚事先告之书、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从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到彻底停产，流程复杂时限长，一般需要6个月或一年多的时间。

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2023件，同比上升20%。因此，在用车、着装等方面都面临不少问题。但是该公司无视法律，在一段时间后，擅自启封法院封条恢复生产。限产停产案件共5673件，同比上升83%。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博为化名)。环保部第十五督查组在对山东绿杰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检查时，该公司负责人赶到现场，对其进行阻挠、扣留，直到公安机关到场后，才放督查组离开。

瑞安市政协第十一届五次会议第42号提案中曾举过一个生动的例子，以此说明环保部门执法落实之难。通过配合高法、高检出台《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解释》，联合公安部、高检制定实施《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过去行政执法采用的很多证据刑事证据接不上，很难把它作为刑事案件来处理。

可以说有环保警察在场，我们执法多了几分底气。在2015年的全国两会上，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学教授王灿发指出，过去我国环境违法成本低，建设项目违法最高罚款20万元，与水电等大型工程几百亿元的投资相比，罚款尚不及一天的设备租金。